2014年时特别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在习大大的领导之下，人们的生活有了诸多改变。考研政治出题考点离不开时政要闻，下面分享2014年度12个改变中国的“习式热词”，希望大家认真理解掌握。
一个人起什么名字，往往会打上时代的烙印。
同样，每一个时代也总会涌现出不少带有这个时代印迹的热词，映照出这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在这近两年的履职时间里，有一些词语由无到有，有一些词语由冷转热，还有一些词语由不常见变得常见……
这些“习式热词”的背后，践行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努力、坚守与自信。
澎湃新闻选取了其中的12个“习式热词”，这些热词正在改变中国。
这12个“习式热词”包括：新常态、习大大、“点穴式”外交、民主生活会、纪念日；深改小组、国安委、京津冀一体化、媒体融合；主体责任、异地交流任职、“断崖式”降级。
热词1：新常态
2014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这是中央领导人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
这种经济上的“新常态”被专家解读为：要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不要动辄进行过度干预。
不过，“新常态”一词适用的不仅仅是经济领域。
8月13日，人民日报旗下公众号侠客岛发文称：一种“习近平式”的新常态已经到来。
如何理解和适应这种新常态？侠客岛认为并不玄妙，无非八个字：“不拘常例、不违常情。”
文章指出，以前大家觉得是“常例”的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奢侈消费、公款旅游、迎来送往等，无不戴上“紧箍咒”，一些官员以前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
文章称，周永康和徐才厚这种级别的大老虎被拿下之时，大家应该能品味出其中的深意——20多年来，坊间流传的“刑不上常委”的所谓“常例”，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眼中，这不过是个伪命题。
何为常情？就是千百年来老百姓心中最朴素的常识、常情、常理。
侠客岛认为，以这种常情的思维去理解习近平的改革、反腐、外交等领域的思路，会发现这种“新常态”并不难理解，而且会抱有一种理所应当的期待。
“新常态”一词也快速渗入地方主官的话语体系。
山西新任省委书记王儒林就曾在履新一周内，三提“新常态”。
9月1日，他在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讲话，明确提到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清醒认识当前三期叠加的阶段性特征，努力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两天后的晋商大会，王儒林再次表示，要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适应经济新常态，根本问题是要创新发展、转型发展，调结构、转方式。
同日，王儒林在山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努力适应经济新常态，抓住能源革命对山西发展带来的历史性机遇，着力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
热词2：习大大
9月10日是中国第30个教师节。
9月9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一线教师。
北师大教师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郑国民教授当时正在给来自贵州的“国培”计划学员上课，这些学员都是来自贵州农村的一线教师。
见到习近平来到课堂，来自贵州遵义的教师刘轶很激动，问习近平：“我能不能叫你一声习大大？”习近平很亲切地说：“yes。”
9月9日12时左右，习近平一行从英东楼出来后，离开了北师大，现场有不少学生在北师大小南门附近欢送习近平。
一位参加了欢送的北师大女生对澎湃新闻回忆：“感觉习大大的手厚厚的，手内似乎有老茧。”
对习近平，民间早已亲切地称其为“习大大”。
“习大大”的称呼如此备受欢迎，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习近平是陕西富平人，陕西很多地方尊称自己的父亲或父亲的同辈(族人)男性为“大大”，这表明对习近平的敬爱；二是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传递出来的亲民形象为民众所认可和称道。
2013年10月中旬，一部名为《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的动画短片突然走红，中国的领导人首次以卡通形象在网络上现身。短片引发热传，往往纷纷转发称“好萌”、“好可爱的领导人”。
“很萌，很亲和”这一特征亦能从习近平此后的言行中得到映证。
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来到山东省临沭县曹庄镇朱村王克昌家看望，王克昌老人说：“总书记讲话我天天听。”习近平对他这样说：“请你批评指正。”
2014年1月27日，习近平来到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牧民玛吉格家。临别说，他用蒙语“巴雅尔太”同大家说再见。
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来到北京市自来水集团第九水厂，对介绍生活垃圾处理情况的北京市市政管委负责人发问：“地沟油哪去了？没有去搞麻辣烫吧？”
热词3：“点穴式”外交
“点穴式”外交，这种外交方式的特色颇似中国武侠小说中武林高手的“点穴”手法，不仅务实，时间紧凑，而且内容丰富，成果丰硕。
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2月6日至8日赴俄罗斯索契出席第二十二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访问结束时，外交部长王毅介绍了有关情况。
王毅说，习近平主席抵达俄罗斯后，马不停蹄，连续工作，在短短43个小时里出席了12场双、多边活动，随即风尘仆仆回国。这种短、平、快的“点穴式”访问开创了我国国家元首出席境外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先河。
据《新京报》9月9日的统计，十八大以来的20个月里，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共出访23次，到访全球49个国家，与100多个国家领导人会面。这样的频率和密度，在中国外交史上较为罕见。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在最高领导人的带动下，正在完成新的全球布局。
自从去年3月份就任国家主席后，习近平在18个月的时间内出访9次，平均每两个月一次，到访了26个不同国家，足迹踏遍亚、非、美、欧四大洲。
2014年8月21日，习近平在乌兰巴托同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举行会谈。境外华文媒体关注此次习近平访蒙，盛赞中国“点穴式”外交经略周边，更灵活务实。
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22日文章引述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张九桓的话说，作为东北亚重要的战略地区和中国的北方邻居，蒙古国值得去“点”，这再次体现中国对周边的重视。
热词4：民主生活会
今年6月1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满一周年。这项活动是十八大后，中央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而采取的重要举措。
一年中，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组织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首先进行的第一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象以省部级领导干部为主。
2013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参加了河北省委常委民主生活会后，中央政治局其余常委也分别前往各自联系点参加民主生活会。
民主生活会主要内容之一是查“四风”，手段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河北省委的常委们都做了自我批评，之后又都进行了相互批评。河北省长张庆伟批评省委书记周本顺，“我感到本顺同志对发展速度、经济总量指标看得还是比较重，这是个讲面子、爱面子问题，很容易滋长形式主义”。周本顺则批评张庆伟，“听取意见不耐心，看似性格脾气问题，实质是一种官僚架子。”
《新京报》盘点31个省份民主生活会后，归纳出省级常委们存在“文山会海、调研走样、官本位思想、片面追求政绩观、满足现状、怕得罪人”等六大问题。其中，批评官本位思想、脱离群众的有10多个省份。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二批活动于2014年1月开始进行，2014年10月已宣告基本结束，这次活动更为贴近基层。
根据中央统一安排，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中分别联系一个县，习近平联系兰考县。
据新华社报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生活会在各级党组织开花结果，不少“辣得让人出汗红脸”的批评话语成为提高班子凝聚力、解决问题、洗涤领导干部思想灵魂的金言金句。
不过，新华社直言，也有个别民主生活会沦为多次彩排后的“完美话剧”。本该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参会者遮遮掩掩，生怕“伤人害己”。
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好像批评是不得了的事情，批评谁就得罪谁，出现批评的人不敢批评，被批评的人也不愿被批评，有的与其说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还不如说是表扬与自我表扬。”让“动真碰硬”在民主生活会中成为一种“新常态”，注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宣告结束之初，中央就再三耳提面命：实践活动虽收尾，作风建设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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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词5：纪念日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历史和现实共同为今年确定了一个主题：纪念。
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以法律形式将每年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这成为今年设立的第三个涉及国防安全领域的纪念日。
今年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曾通过决定，分别将每年的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每年的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少将罗援认为，烈士纪念日纪念的是一个国家的民族魂。“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罗援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烈士”应当是一个包容性更强的界定，不仅包括共产党英烈，还包括******的抗战英烈，以及民主党派和所有为国捐躯的仁人志士。
纪念日设立之后，当天的纪念活动又会如何举办呢？
9月3日到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为我们给出了一个答案，就是高规格。
这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与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
“类似今年这种普通年份，纪念规格之高，往年罕见。”抗日战争史专家苏智良指出。
罗援认为，日本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给我们民族造成重大灾难，只有警钟长鸣，才能使中日两国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今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中日甲午海战120周年、“一战”爆发100周年3场战争的纪念接踵而来，都在诉说同一个主题：毋忘历史。
习近平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中国在走向复兴的路上，也始终记得回望不应被忘却的纪念。
热词6：深改小组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
35年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样被赋予了非同一般的历史使命。
在这场被认为注定将决定中国未来十年走向的标志性会议上，执政党数百名政治精英通过了一份公报和“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其中一个“亮点”，就是在中央层面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中央深改小组”)。按照全会决定的表述，改革领导小组有四大职能：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就中国改革的经验和实际情况来看，要推进一揽子的包括政治、经济、行政、社会、文化、生态和党建、军队的总体改革，需要一个具有权威性的超越具体利益的超级机构来负责设计、协调和监督。
中央深改小组无疑是中国改革的“最顶层设计机构”。
它与成立于1982年的国家体改委有区别。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国家体改委曾一直担负“改革中枢”的重任，被视为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机构。但国家体改委还局限在政府层面，只是国务院的一个组成部门。
2013年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任组长。
中央深改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确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改革的重大原则、方针政策、总体方案；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统筹协调处理全局性、长远性、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改革问题；指导、推动、督促中央有关重大改革政策措施的组织落实。
中央深改小组下设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6个专项小组。
值得注意的是，在6个改革专项小组中，“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单列为一组。
“按常规来说，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既可以放在民主法制领域改革专项小组，也可以放在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里面。”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王怀超曾表示，“但是这次是单列一组，突出了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在现阶段的重要性。”
在中央深改小组成立后，各地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深改小组和专项小组，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正迈得坚实而稳重。
热词7：国安委
如果说中央深改小组是中共中央祭出的一把改革利剑，那么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委”)则是其安全之盾。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对国安委的官方表述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公报将其放在“创新社会治理”的段落里，作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共安全”的体系成员。
今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安委主席习近平召开国安委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既有的“大安全”与“综合安全”等的超越和发展。习近平用80字总结“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
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
就国内而言，社会转型期矛盾容易诱发各类群体性事件，敌对势力趁机渗透颠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难度倍增。极端天气、重大天灾和重大疫情频发，生态环境与公共安全形势严峻。
就国际而言，大国综合国力竞争水涨船高，围绕地缘、经济、软实力、“全球公地”(网络、海洋、太空、极地)等的战略博弈更趋激烈。
4月9日，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文，解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由来和使命。作者姜鲁鸣与王文华分别是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和第二炮兵指挥学院副教授。
文章指出，国安委成立，使我国拥有了应对国内外综合安全和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顶层运作机制，能够把对外的国家安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的各种力量整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维护国家安全与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有效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机统一。
这也预示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国家安全战略思路的清晰化、科学化。
热词8：京津冀一体化
2014年夏天，当“京津冀”三个字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85岁的北京决策咨询中心原主任钮德明翻出了一篇文章——《是联合图强还是各自为战？京津冀地区面临的选择》。
这是他在12年前发出的呼吁，发表在2002年的《首都经济》刊物。在此之前，钮德明关注京津冀区域研究已经超过20余年。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全国最早的区域协作组织——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合作协会成立，有关京津冀的思考就开始启动。
澎湃新闻了解到，此后30年，从“首都圈”到“环渤海经济区”，再从“京津冀都市圈”变成“首都经济圈”，讨论和研究一直在进行，却也总是在“纸上谈兵”。
如今，在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纠结30年的京津冀关系终于有了实质性突破。京津冀这块改革试验田甫一问世，便受到高规格关注。
2月26日，习近平郑重提出，要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6月9日，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范恒山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地编制。
7月7日，北京、张家口联手，正式入选2022年冬季奥运会申办候选城市。
8月8日，《人民日报》开辟“京津冀协同发展专栏”。三地的书记(市长)齐声表态，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想。
为了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工作，国务院成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领导小组以及相应的办公室，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亲任组长。这一高规格配置也意味着，京津冀一体化已被提至国家战略层面，将驶入快车道。
热词9：媒体融合
被称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的2014年，也是“媒体融合年”。
高潮出现在今年8月18日。这天，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改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一个叫《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文件。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自成立以来，已召开四次会议。今年1月举行的首次会议着眼于布局，从第二次会议起，则从改革的各个具体领域渐次展开。
前三次会关注的是文化、司法、社会、财税、户籍等几项“关乎全局”的改革，第四次却谈媒体融合，话题会不会稍微小了点？当然不是。习近平在浙江时，就长期在《浙江日报》专辟“之江新语”专栏著文。试问，如不是对媒体的影响力和巨大作用有着深切认知，何必亲自为文？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希望宣传工作“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媒体融合的路线图就此展开。
2014年1月，刘云山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到，要树立改革创新意识，深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内容形式创新、方法手段创新，不断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时俱进、健康发展。
4月，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对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作了具体部署。
5月，刘奇葆听取新华社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汇报。
6月，刘云山到人民日报调研，专程前往人民日报法人微博运营室和移动客户端运营室。
7月，中央网信办主任鲁炜现身新成立不久的澎湃新闻。
这也牵引出了3个备受关注的新媒体项目：新华社发布、人民日报客户端和澎湃新闻。
6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客户端先后正式上线。
新华社副社长慎海雄分别在7月18日、22日和8月初三谈媒体融合。慎海雄称，新华社在强大新闻客户端的背后，要建设更为庞大的政务新媒体服务体系，最终建成国内最大的国家级移动客户端集群。
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则在客户端上线时的致辞中明确表示，按照中央要求，人民日报社把加快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和紧迫任务，专门制定了加快推进融合发展的总体规划。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侠客岛”认为，而无论是澎湃新闻，还是传闻中的几个大的新媒体项目，都出现于今年，绝非偶然。
热词10：主体责任
《法制晚报》记者根据公开报道整理发现，今年以来，31个省份“一把手”均在公开场合就反腐进行过表态。
他们通过会议讲话、接受媒体采访、报刊撰文、在线访谈等多种方式，说出自己的反腐“心声”。其中，有7个省份党委书记在《求是》撰文谈反腐。“落实主体责任”、“种好责任田”等语句出现频率最高。
31个省份的党委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就反腐问题表态时，都提到了“主体责任”。其中，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说得最多，在上半年的公开表态中，“主体责任”一词出现了至少68次。
这是“主体责任”明确10个月以来，各省份、部委“一把手”最为密集的一次表态。
“主体责任”指的是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即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主要领导必须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领导班子成员根据工作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
去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
主体与监督两个“责任”再次成为官员集中关注的内容。
今年9月1日，中央纪委曾在“学思践悟”专栏中给“主体责任”下了一个形象的定义。
中央纪委说，有的党委书记不明白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的内涵。其实就一句话，党风廉政建设就是党委书记的事，出了问题首先要追究你的责任。
话音刚落，今年****现象频发的山西即于当日“换帅”。
在当天下午的山西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罕见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直指，山西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形势严峻。
不再担任山西省委书记的袁纯清说：“刘云山同志在讲话中对山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发生的严重问题，给予了严肃批评，作为省委书记负有领导责任。”
热词11：异地交流任职
中共十八大和2013年全国“两会”后的两轮人事调整大潮之后，中国迎来十八大后第三次高层人事调整大潮。据澎湃新闻统计，近两个月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超一半省级党委常委班子已进行了调整。这轮人事调整的关键词被定格为“异地交流任职”。
2014年6月至9月，中央对6个省级党委组织部长进行了调整，均为异地交流任职。这6个省份包括：湖北、江苏、上海、安徽、黑龙江、山西。目前只有湖北一省的组织部长尚缺，留有悬念。
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炯此前任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徐泽洲曾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8月末9月初，安徽、黑龙江、山西3位履新的组织部长：邓向阳、杨汭和盛茂林，都是从副省长岗位异地交流任职。
据澎湃新闻统计，在目前的31个省(市、自治区)组织部长中，8个省份的组织部长来自中央“空降”，另有19个份的组织部长通过异地交流任职。
省级纪委书记的调整亦遵循着异地任职原则。
8月27日，黑龙江省委原常委、哈尔滨市委原书记林铎调任辽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接替现年63岁的原纪委书记王俊莲。
8月30日，《燕赵都市报》报道，辽宁省委原常委、省委秘书长陈超英任河北省常委、省纪委书记。臧胜业不再担任河北省委常委、委员和省纪委书记职务。
据澎湃新闻统计，目前在任的31个省份纪委书记中，有15个属于省际交流任职，5个中央“空降”地方任职，一共20个省份，比例超过6成。
纪委是监督机制的实现机构，组织部与干部选拔机制息息相关。监督机制和选拔机制是干部监督管理的关键环节。
毫无疑问，中央健全干部任用机制，给任人唯亲、圈子政治、监管不力等问题都打上了“预防针”。
热词12：“断崖式”降级
“断崖式”降级一词源于澎湃新闻首创，而后广为传播。
7月1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同一时间公布，3名省部级干部——青海省委原常委、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被开除党籍。
其中赵智勇从其副省级待遇，降为科员，张田欣则从副省级待遇，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在报道这一新闻时，澎湃新闻第一次使用了“断崖式”降级一词。
这次赵智勇从其副省级待遇，降为科员，张田欣从副省级待遇，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可谓从山顶落到悬崖下。
此番官员被中央予以“断崖式”降级处理，引发民众广泛关注。
澎湃新闻注意到，之前对于领导干部惩处中，如此幅度的降级少见报端。“断崖式降级”一出，与“通奸”相似，会对违纪官员形成不小的心理震慑。
这是十八大以来逐渐发生的新变化。2013年12月，黑龙江副省级干部付晓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由副省级降为正局级。
据通报，付晓光缘于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被留党察看一年、免去其黑龙江省政府亚布力度假区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职务，并由副省级降为正局级。
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已经公布了全国有10多起采取降级处分的违纪案件。
王岐山执掌中央纪委后，“打老虎”、“拍苍蝇”声势持续，50余位省部级以上高官被查处。
虽然每一次查处都“痛下狠手”，但每一次查处却都严格依据现有法律、法规和党内规章，“王式旋风”强烈，特色凸显。
巡视反馈、通报“通奸”、“断崖式”降级，这些在反腐通报中出现的新变化，与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措辞严厉、不留情面的个性十分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