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导师：适合自己的，才是对的

    【导师简介】
    
    徐传武，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周易》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基地教授、山东省古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魏晋南北朝文献和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出版《左思左棻研究》、《古代文学与古代文化》、《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等多部学术著作。连续荣获山东大学“我心目中的好导师”、山东大学研究生优秀指导教师、山东省研究生优秀指导教师（山东省研究生指导教师的省内最高荣誉）等称号。
    
    现今社会对研究生教学质量下滑的报道此起彼伏，有说是如今的研究生心态浮躁，缺乏主动治学的能力；有说是导师素质低，无法有效指导研究生，更不用说培养优质研究生……各方言论不外乎研究生治学与导师培养两方面，记者就此采访了荣获山东大学“我心目中的好导师”、山东大学研究生优秀指导教师、山东省研究生优秀指导教师称号的徐传武教师。
    
    “学会分析方法比单纯学会知识重要”
    
    记者：徐老师您好，针对现今研究生存在的普遍问题，您认为研究生在治学过程中首先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徐传武：我觉得夯实根基很重要。如陈毅元帅所说的：“知识靠积累，贵乎点滴勤。”温故也在知新，“蹲苗”却利后长。如果不循序渐进，做的都是“夹生饭”，将来再蒸煮多少次也难以熟透。但就目前研究生综合素质来看，情况还不尽如人意，所以我经常给学生举许多由于根基浅薄而错误百出的例子，让学生切实感受到无厚实的根基是不可能做好学问的。
    
    除了扎实的基础，还要肯坐冷板凳。做学问要有长时期肯坐“冷板凳”的精神，要耐得住寂寞，只有这样才不会被浮躁的环境所感染，才能静心钻研。在现今这种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冲击下，肯坐“冷板凳”的精神对于做学问尤为可贵。
    
    记者：您现在的研究生已经积累了不少科研、写作的实践和经验，但此时他们是否还需要对治学方法予以了解甚或关注？
    
    徐传武：研究生，顾名思义就是应当能从事研究、学会研究的学生，所学内容应当带有更多的研究成分，所以，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掌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单纯地多学会某些知识更为重要。正如法国生理学家贝尔纳所说：“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发挥运用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难才能的发挥。因此，科学中难能可贵的创造性才华，由于方法拙劣可能被削弱，甚至被扼杀；而良好的方法则会增长、促进这种才华。”任何想有成就的研究生都不能忽视对良好的、科学的方法地掌握和运用。
    
    记者：我在读硕和读博的过程中也深深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但我很多同学确忽视这点，这除了态度重视外，您觉得在治学方法上具体应该注意什么？
    
    徐传武：因每个人的知识积累、知识结构不同，对他人的治学方法要学会选择适应，不要妄图削足适履，而要适足选履。同时还要注意方法的前沿性，每个时代都有新方法，我们不要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在方法论上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比如相对论、全息论可以考虑运用。另外，对待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过于神秘化，运用之妙在乎一心。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还是我们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利器”，千万不要为了标新立异把这宝物“弃之如旧履”。如今理论颇多，可以说花样百出，咋看好像唯物论、辩证法反而不时兴。但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是最好的东西，是我们观察事物、认识世界、解决问题的“利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不能迷失方向。任何学问都有自身规律，我们一定要尊重和遵守这些规律，在已有定论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应当保持清醒头脑。比如有人借《周易》之名行宣扬封建迷信之实，有人借特异功能宣扬伪科学的东西，有人对已有定论的汉奸、败类大肆进行翻案，这时我们只有坚持唯物论、辩证法，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得出的结论才能经得住考验。总之要切记，学术问题可以争论，但大是大非问题不能迷失方向。
    
    记者：那您觉得如何才能提高自己的治学能力？
    
    徐传武：我觉得要提高治学能力，就得敢于挑战，但不是说盲目挑战，不知天高地厚，治学要有“以愚自处”的精神。一个人如果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则往往懒惰而不求上进，稍有成绩则沾沾自喜，反之则发愤图强，勤苦有加。既然能考上研究生，就表示你并不愚笨，至少就智力方面而言，但对于未知的领域来说，我们又都是小学生，从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是愚笨的。如果我们仰仗聪明则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如果我们以愚自处，则就会人一能之，我十之，人十能之，我百之。笨鸟先飞早入林，自认为跑得飞快的野兔却落在了缓慢爬行的乌龟后边，这些寓言中揭示的道理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德、才、学、识、运是衡量人才的标准”
    
    记者：现代社会对人才提出更高要求，您认为目前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需要特别注意哪些方面的提高？
    
    徐传武：既然社会对人才提出更高要求，那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高等教育，就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才学识的全面发展、全面提高。刘知几在《史通》中论成才，认为要才、学、识兼备，三者缺一不可，而其中的“识”尤为重要。识见高远，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达人所未达，才能有所发明，有较大创造。古今赞同者颇多。
    
    时代在发展，人才观也在不断丰富、提高。著名数学家王梓坤在《科学发现纵横谈》一书论述成才必备的条件，于才学识之前又加“德”字，“兼备德识才学，对一个科技人员来说至关重要”。这不仅仅是对科技人员，我觉得对所有的专家、学者、教师、学生都是至关重要的。古人有著名的“三立”论，将“立德”置于“立功”、“立言”之前，称为“大上有立德”。一个大节有亏的人，才学再强，其价值也要大打折扣；一个“缺德”、“无德”之人，其才学越高，其影响可能越坏；而一个德行好的人，有可能弥补其才学之不足，甚至能克服一切挫折，促使其才学识诸项条件大进，取得一般人预料不到的成绩。
    
    胡适论成才，于“才学识”之后又加“运”字。运者，命也，时也，机遇也。时世造英雄，机会掌握在自己手中。从研究学术、发展建设的角度来说，现在是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只要我们具备突出的德才学识，机会就会主动敞开大门。不过，机会敲门的声音有时候很轻，这就需要每个青年学子不要放松每一个机会。
    
    记者：您刚才提到“机会敲门的声音有时候很轻”，那您觉得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做好哪些方面才能成为一个“有准备的人”？
    
    徐传武：要做一个有准备的人，我认为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有高远志向。我常常告诫学生：一个胸无大志的人，绝不能做出突出业绩。李贺《致酒行》诗曰“少年心事当拏云”，无这种凌云壮志，他就不会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篇。山大每年迎新的标语有一条是：“今天我以山大为荣，明天山大以我为荣”。百年山大史上，能让山大以之为荣的人屈指可数，但我们每个山大学子都要有这样一种志向——海到天边云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经过刻苦不懈的努力，我们就有可能攀上学术的高峰。另一方面，有创新意识。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研究生做学问、写论文，要有“领新标异”的精神，要有新的立意、新的论点、新的论据，甚至在论述方法上也要有所创新，只有这样才有其自身的学术价值或实用价值。
    
    记者：每年报考您的研究生非常多，但学校的录取名额有限，那从知识构成、科研能力等角度看，您更喜欢接纳什么类型的学生？
    
    徐传武：这个问题使我想到了苏联科学家兰道的人才分类图。他将人才分为“正三角形”、“倒三角形”、两个三角形底边重合构成的“菱形”，以及两个三角形顶角相接、底边平行构成的特殊形状。所谓“正三角形”人才，下面之底表示基础雄厚，上面之尖表示思路敏锐；“倒三角形”人才则下面之尖表示基础薄弱，上面一横表示思路迟钝；两个三角形构成的“菱形”人才，上尖表示思路敏锐，下尖表示基础薄弱；而最后一种形状代表的人才，上面一横表示思路迟钝，下面一横表示基础雄厚。这四类人才里，最好的当属第一种，最差的是第二种，如果不得已而求其次，宁要第三种而不要第四种，因为思路敏锐才容易有所创见。在招收研究生方面，我比较认同兰道的观点，首选那些基础扎实、观点敏锐、创新性强、有独特见解的学生。
    
    采访后记
    
    正如采访最后徐先生说到：事物是复杂的，方法是多样的，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们要学会对多种治学方法进行选择和适应，分析不同的问题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甚至在分析问题的不同的阶段也可以侧重不同的方法。毕竟只有自己慢慢摸索、体会，才会逐步找到适合自己的治学方法。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是普适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