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培养何以频现质量硬伤

●现在很多大学都存在应付专业硕士教育的问题，还没有对专业硕士教育规律引起重视，更少主动探索。
　　
　　●高等教育改革应当将创新作为从本科到博士教育追求的目标，要通过从本科教育开始的探究性教育为博士生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
　　
　　曾经，研究生是用人单位争相哄抢的香饽饽。可如今，这样的光景却在发生变化，武汉女研究生担心学历过高被拒，冒充本科生找工作；哈尔滨招聘事业编制的环卫人员，7186名报名者中竟吸引到29名研究生，其中7人获聘……
　　不久前，北京理工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2）》。该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研究生培养中，各级学位标准、培养定位、结构类型尚不能很好地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对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规律把握不深。而这些矛盾，更多地反映在专业硕士、博士生教育质量等方面。
　　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研究生教育本该担负起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创造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使命。然而，出口如此错位，让人不得不考问我国的研究生培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专业硕士培养：“特色化”逊于规模扩张
　　2009年是专业硕士大规模招生的第一年，当年仅4万人报考专业硕士。而2012年报考人数达到43万人之多。短短3年，专业硕士的报考人数增加了近11倍，尽管这个数字只占当年考研人数比重的23.9%，但依此势头，完成教育部规定的2015年我国专业硕士与学术型硕士比例达到1：1并非难事。
　　数量迅速上涨带来的问题也很明显。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教授指出，最大的问题是专业硕士“学术化”，即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的培养没有明显地区分开来。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理念、培养模式、质量标准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与学术型研究生有所不同，要突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特色。
　　“专业硕士‘学术化’突出地表现在课程设置学术化，导师缺乏指导专业硕士的实践经验，培养单位与实践单位的联系薄弱这三方面。”别敦荣说。
　　夏敏是上海某大学会计专业硕士，“绝大多数的课程与学术型硕士是一致的，只有两三门不同”。按理该由学校安排的顶岗实习，却被告之要自己寻找实习单位。专业硕士配备校企“双导师”，但校外导师仅在她开题时露了一下脸。“感觉与多学半年的学术型硕士没有什么区别。”
　　北京理工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战军则表示，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趋同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一些培养专业硕士历史较短的学校，“它们由于准备不足，在课程体系的改革上尚未及时跟进”。
　　在他看来，二者“趋同”的问题正在高校改革中悄然改变，“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专业硕士培养应该怎样更适应学位特色，更适应社会需求”。
　　王战军建议，一系列课程体系的改造要突出行业、企业的特点，有别于学术型硕士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相关的行业、企业学者参与课程改造需要重点推进。评价考核的方式要与学术型硕士做区别，不能仅用笔试考核，还要考查专业领域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条件的情况下，考核人员要请相关行业、企业人士介入。
　　他把专业硕士改革分为四步，政府迈出了基础性的前三步——调整招生结构、增加学位类别、扩大培养能力，但第四步——更为深层次的培养模式转变，则要以学校内部的改革创新为主导。
　　别敦荣对此表示肯定，但现实也让他充满担忧。“学校主动探索的确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现在很多大学都存在应付专业硕士教育的问题，还没有对专业硕士教育规律引起重视，更少主动探索。”
　　“另一方面，政府不能无所作为。”别敦荣说，譬如，要靠学校单方面来解决专业硕士的实践培养问题并不太现实，政府应该在实践单位与学校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和引导实践单位积极参与专业硕士培养。
　　
　　博士生培养：创新不是无源之水
　　“等一下，我先查查这项科研在国际上的进展……”
　　“不是吧？这个问题在国际上都还没突破，我们能做出什么名堂？”
　　说这样“丧气话”者不只是中国的博士生，就连国内众多学者也时常“底气不足”。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发布的2012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显示，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第34位，比上一年下跌5名。
　　“创新能力、科研能力不强是我国博士生培养中的最大问题。”王战军说，博士生的原始创新意识较弱、创新的自信心不足，表现在学术研究中就是跟踪性研究多、创新性研究少。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学教授指出，主题陈旧、缺乏命题、缺乏问题意识、不进行学术总结、结构失衡、不懂论证是博士生论文中常见的六大问题。“一些博士生论文的主题连续多年重复，甚至连标题都是一样的。”
　　然而，创新能力不足又不能单单“怪罪”于博士生这一群体，其中不乏培养中的问题。
　　王战军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博导的整体水平并不算高，一些博导没有高水平的科研项目，自身学术水平有限，很难培养高水平的博士生。部分学校、部分学科、部分导师所带的博士生数量过多，动辄十几个博士生，单是博士生论文都看不过来，更谈何指导？
　　别敦荣则认为，博士生创新能力不足，体制机制的束缚更加值得注意。在招生环节中，博导并没有招生自主权，仅在考生通过统一考试后，才可以发表一些选择性的意见，因此不可能招到导师所认为的具有创新能力、培养前途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导师空有想法，更多的是无能为力。”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补充，即便是在博士生培养课程中，大多数博士生也是按照共同的课程培养，根据答辩要求发表论文。换句话说，这个过程不是博导在培养学生，而是按照学校的统一要求。因此，博导很难对博士生培养质量负责。
　　在博士生准备毕业的过程中，“不允许失败”的考核方式又在进一步制约博士生创新。“一名博士生即便进行了严格的训练，有较强的独立科研能力，但是拿不出所谓的成果就会影响毕业。”王战军说。
　　博士生培养中体制机制的问题固然亟待解决，但是从根源上提高博士生创新能力，更需要考虑社会环境。　
　　事实上，博士生阶段的创新是整个教育过程的自然延续。“不可能出现本科生教育质量不高但硕士生教育质量高，硕士的教育质量不高但博士生教育质量高的情况。”熊丙奇说，不管是博士生、硕士生，还是本科生，都是同一问题在制度下不同层次的表现。
　　别敦荣对此表示赞同。在他看来，一个人追求创新的秉性，应该是在整个高等教育过程中培养出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应当将创新作为从本科到博士教育追求的目标，要通过从本科教育开始的探究性教育为博士生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
　　
　　民办高校招收研究生：如何与公办高校一较高下
　　“是否会导致新一轮学历贬值？”“办学质量能否媲美公办高校？”“将来的社会认可度如何？”自5所民办高校获得2012年专业硕士招生资格之日起，社会上的争议从未消停。
　　当前，距离首届民办高校硕士入学不足半年，人们的各种疑惑很难得到答案，但“民办高校开展研究生教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的观点却不容置疑。
　　王战军表示，与公办高校相比，民办高校首次获得研究生招生授权，在很大程度上会集中全校力量进行培养，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高水平、高层次的专门人才；但是，人才培养毕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民办高校过去从未开办过研究生教育，师资队伍、课程建设、学生管理都逊色于公办高校。
　　“事实上，民办高校开展研究生教育要摆脱外界的不良看法，不仅要达到基本的培养要求，还要形成自身的专业特色，特色化要比公办高校做得好。”王战军说，特色化涉及课程设置、课堂教学、实践环节能不能和社会紧密相连。民办高校更注重与企业密切结合，如能发挥机制上的灵活性，创新专业硕士实践培养模式，就有可能走在公立高校的前头。
　　在他看来，民办高校如果能抓住这次体制创新，取得培养成效，对于整个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都具有战略意义。
　　熊丙奇则认为，从根本上保证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民办高校与公立高校的平等性，改革需要真正触及本质的东西——取消国家承认学历的体系，开展自主招生、自授学位。
　　他解释，高校自行举办研究生教育，自授学位、社会认可是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长远模式。有条件的高校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定位，开展研究生培养，一旦它的培养质量得到社会认可，就会有学生自行选择报考。如果缺乏这样的体系，许多人依然会抱有这样的心理：民办高校培养出来的硕士层次较低，不如选择公办院校，无益于解决民办高校研究生招生中的吸引力不足、社会评价不高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