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招生：结构性失衡谁来解

　　博士生招生指标之争的一个表现，是博士生导师人数与博士生招生指标的倒挂。专家建议，给高水平大学更多博士生招生自主权，参考体育比赛中的升降级制度改革博导遴选制度。

　　岁末的考试“迎来送往”，“送”走了国考，又“迎”来了考博报名季。

　　“最近博导们见面寒暄没几句，就扯到了博士生招生指标上来。有的学科规定三年只能招两人;有的人说，我们学院规定谁有钱谁招……”国内某“211工程”高校博导王帆口中的招生就像是一场拳击赛，有趣的是选手还未上场，裁判就先争得焦头烂额。

　　然而，就在博导为指标紧张犯愁的同时，中国还没有摘掉博士生产大国的“帽子”，尤其是1999年至2002年间，中国博士数量迅速蹿升至世界前列。2013年博士生招生数量达到7万多人，相比较上年增幅为2.6%，仍然是人们印象中“需要控制”的数字。

　　一面是资源紧张，一面是总量过大，结构性失衡原因何在?

　　千头万绪的指标之争

　　博士生招生指标的存在，给导师和考生带来一系列麻烦。

　　王帆告诉记者，如果学科里有8个博导，今年只给了4个指标，导师们就会很紧张。有学生联系了其中5个导师，而另外3个导师没有，这5个导师是否要答应学生报考，“连他们自己也吃不准”。

　　“这种情况导师们要进行内部商量，甚至把学生的情况摆出来、排一排，看哪个人报考决心较大，哪个人只是随便问问。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说白了，就是猜。”王帆说，如果导师没给学生明确的答复，学生也不敢贸然报考。一来二去，就有可能出现4个指标中浪费2个的情况，从原来的“供不应求”变成“供过于求”。

　　而这还只是考博前的第一关。如果上线的人数多，出现一名导师门下报了两三人，在“原则上招一人、实际不超过两人”的默契约束下，师生们还要面临取舍的煎熬。

　　当然，也有变通的办法。国内某“985工程”高校博士生张敏表示，“大老板”的课题人手不够，可以向学校多申请指标，“多招一名学生，导师要交给学校2万元，再多招一名则要上交4万元”。另外，没有课题或课题经费不足的博导，可能会空出一两个指标，通过协调“大老板”能“借”来一些指标。

　　在“一刀切”的指标分配体系下，这些问题是无法避免的。但事实上，博士生招生指标带来的争端，远比上述复杂。

　　作为一名同样被指标之争困扰的博导，暨南大学理工学院院长马宏伟指出了争端的三个层面。

　　首先是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博士生招生指标上存在差异。地方高校在全国博士点授权高校中所占比例为66.02%，有些学科已进入ESI排名全球前1%，但博士生招生指标仅为20%左右，较之部属高校的指标分配，显然存在结构性的不合理。

　　学校内部学科之间还面临着博士生指标之争。学科之间的指标分配会产生各种量化计算公式，各学校将量化计算方法作为学科间宏观调整的指挥棒，这又会涉及到公式中的各项权重的确定，并由此引发一系列争议。

　　第三是学科内部导师之间的博士生指标之争。由于博导人数多于博士生招生指标人数，如何能让大家满意，就成了每个学科每年最头痛的事情。“要考虑实际需求、生源、科研项目、资历、历届招生的情况，甚至还要顾及教授的面子……所以，出现斯文扫地的情况也属必然。”马宏伟说。

　　谁能率先取消招生限额

　　博士生招生指标之争的一个表现，是博士生导师人数与博士生招生指标的倒挂。记者了解到，不仅仅是地方高校的博士生招生数受限制，部分国内高水平大学的博导招生数也是异常紧张，甚至平均下来一年不到一人。

　　张敏举了一个例子，他所在的学校有一名年纪较大的博导，想在退休前做一项监控系统的大工程，但是他当年没有招生指标，组里也只有两三名博士生，无力支撑这项大工程，最后只好抱憾放弃了。

　　事实上，博士生招生设指标限制是中国特有的做法，是上世纪确立的一项教育管理宏观调控措施。但是，“同比美国、英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的知名高校，类似院系、导师之间争夺博士生招生名额的问题并不存在”。 曾对此做过研究的清华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李锋亮表示，国际上的普遍做法是层层放权，只要导师有课题需要、经费支持，就可以招收博士生，并没有设置专门的招生指标。

　　既然指标控制导致“有条件招人的博导名额不足，没条件招人的博导名额过剩”，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呼吁取消指标这项限制。但在李锋亮看来，目前并不适宜取消博士生招生招标“一刀切”的做法。

　　他解释说，之所以境外高校没有博士生招生限额，是因为境外高校把招博士的“非学术”动力斩断了。换句话说，博士并不是资源。而在中国的博士生招生中，很多带有中国国情色彩的问题并没有理顺。比如，一些体制内的单位中，个人的晋升与福利是和博士学位挂钩的，因此在这些单位工作的人会通过自己的各种便利为导师带来课题经费，进而换取读博士的机会。一些教授会珍惜个人声誉，不会因课题、经费的关系，随意招收不合适攻读博士学位的人，但并不能排除一部分教授会被利益、关系诱惑，去招收这样的学生。“单纯地依靠项目经费、个人声誉，而没有‘一刀切’的做法，容易导致腐败行为在学术圈流行。”

　　在这一问题上，李锋亮的建议是，给高水平大学更多博士生招生自主权，包括规模、限额等。“因为有声誉的博导往往更加重视声誉的维护，不轻易在利益面前折腰，加上高水平大学有导师团队把关，更加具备向国外的博士培养教育管理制度靠拢的条件。”

　　“博导”能否淡出高校

　　贸然取消博士生招生指标易诱发腐败，人们自然将目光投注到同是中国特色产物的“博导”称号上来。尽管博导遴选制度在20年前对引导产生高水平师资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历史局限性。

　　“造成争抢博士生招生指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博导没有退出机制，一旦做上博导，不到退休不可能取消称号，而为了事业发展又不能不进行新的遴选。”马宏伟说。

　　实际上，针对博导终身制，中国的高校也多有探索。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陆续取消博导终身制。清华大学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探索博士生导师评聘制度的改革，新的制度规定副高职称的、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教师也具有指导、招收博士生的资格。

　　在李锋亮看来，只要人才培养的各环节有导师团队把关，不是由某一个导师说了算，让不过关的人过不去，取消博导称号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而对于导师本人，如爱因斯坦不擅长指导博士生，并不影响爱因斯坦成为大师;如玻尔门下云集了众多博士生，经他调教后有许多也成为了大师。两种情况的同时出现可谓百花齐放。

　　但马宏伟也指出，当下在各类的学校水平评估指标中，博导成为了标志学校、学科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直接取消博导称号将造成现有学校和学科相应的管理模式的变化、研究生院的导师管理模式的变化、教授的绩效工资与津贴的计算变化、学生报考如何选导师等一系列问题。”

　　他解释说，评价高校中某一学科的强弱通常是看学科中是否有一流的导师队伍，在国内外重要的学科组织中是否有该学科的位置，在重要的国际杂志、国际会议上有没有声音。突然取消博导的称号，会导致学科交流、学生报考时部分参考标准缺失，让一些人一时无法适从。

　　而这些还只是最表层的问题。把20年积累的博导做法一口气取消，对于国外回来的学者影响不大，因为国外本身就没有博导一说，然而有些老先生在临退休之际被取消象征学术水平标识的博导称号，心理上通常会难以接受。考虑到情感等各方面因素，学校领导一般不敢贸然取消博导，只能在长期的改革中一点一滴改变。

　　借鉴升降级制度

　　与取消博导称号的做法相比，要破解眼下的博士生招生指标之争，改革博导遴选制度被认为“更加可行”。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改革呢?

　　马宏伟建议，参考体育比赛中的升降级制度。中超赛季结束后，积分垫底的两支球队降级到中甲;中甲赛季结束后，积分靠前的两支球队升级到中超。足球赛场上有进有出的规则，使得赛场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而在博导遴选制度上的升降级制度，马宏伟认为，是在保留博导称号的同时，一方面，根据每个导师的研究课题、经费、近3~5年科研产出等情况对博导进行招生资格的动态调整，对常年无课题、无经费、无产出的导师取消其一段时间的招生资格，此为降级;另一方，面向高水平的年轻教师进行招生资格审核，对于特别优秀的青年教授、副教授准许其提前招收博士生，此为升级。

　　“‘升降级’制度的核心是动态调整，对现有博导队伍进行优化，对优秀青年学者进行扶持，才能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真正提高博士培养质量。”马宏伟说。

　　类似的做法已经在国内部分高校试行，马宏伟所在的暨南大学也正在试点进行中。“眼下最需要高校下功夫的是在博士生培养机制、模式方面的改革。”马宏伟说，想要接近理想状态，又要顾及中国国情，“拿来主义”的道路并不好走，唯有一步步向前摸索才能破解困局、展望春天。　(温才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