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杨振宁：一生带了几个博士

 本期嘉宾

　　杨振宁，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教授，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大大促进了四种基本相互作用的研究，在粒子物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归国后为清华大学乃至中国现代物理学科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访谈中，杨先生以丰富的人生经历，阐述了中美教育背后的逻辑差异，并针对当下研究生面临的最迫切的几个问题给予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1.

　　美国教授就偏爱跟学生交流？

　　「因人而异」

　　研读间：您曾亲身经历过西南联大时期的学术交流，请问当时的学术交流是什么样的情况，现在学术交流的情况和曾经相比有哪些不同？

　　杨振宁：西南联大的时代，学生交流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我们可能随时随地会展开讨论——比如吃饭、喝茶的时候。尽管讨论的大多是课程问题，但像世界大事、历史文学艺术等内容我们也有涉及。如今物质生活大大丰富了，也诞生了很多像调查、实践、走访等交流形式，这在我们那个时候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以往的学术交流比较单纯直接，而现在则呈现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很难讲二者孰优孰劣，但它们对于每个人学术认知产生的启发作用我想是一样的。

　　研读间：那在您之后的赴美留学期间，跟国外大学的教授、导师之间的交流情况是怎样的？和国内相比有没有明显的变化？

　　杨振宁：并没有很大的分别，因为美国不同的学校，导学关系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教授对与学生交流所持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

　　研读间：所以说可以理解为美国的教授博导们并没有较为普遍明显的与学生进行学术交流的倾向和动机？杨先生可以具体谈谈。

　　杨振宁：可以这么理解，并非身在美国就有更多与教授交流讨论的时间和机会。我做研究生的时候，哈佛大学有一位30岁左右的理论物理学家，年轻有为锋芒毕露。他就是一位很少去办公室，很少去跟学生交流的导师——学生想要跟他交流还得排队。但是因为他的名气大，哈佛的名气也大，很多优秀的研究生都往他那里跑；而且他回答效率也非常高，能在很短的时间里给你最准确的指出问题根源。总的来说，美国的导学关系大多取决于导师自身，学校不会刻意插手管这些。

　　2.

　　中美导师带学生有何异同？

　　「我一辈子也就带了十几个博士生」

　　研读间：那即使是这样的情况，美国的研究机构却还是吸引了很多优秀研究生的前往，这背后又是什么原因呢？

　　杨振宁：我再举个例子从侧面说明一下，有一位在伯克利的教授，恐怕已经带了有六七十个博士生了，而我可能一辈子才带过十几个博士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因为我们带博士生的立场不同。我的态度就是：只有遇到好的题目，我才安排学生做这个课题；当我没有题目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会轻易接受博士生。而那位带了有六七十人的教授，即使在没有题目的时候，也会让新同学尝试一些可能拥有研究前景的课题方向。他们的研究逻辑就是：借助学生在不同研究道路上的大撒网探索，发现有价值的课题方向；自己再与学生共同研究进步，得到学术上的提高。

　　杨振宁：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要把学生带到一个连我自己都不是很熟悉的领域，那也太不靠谱了，我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研读间：除了与学生的交流方面，您认为美国的教授、博导还有哪些不一样的特点？

　　杨振宁：如今导师可能更多投入到自己的研究课题，而对学生的兴趣点并没有太多的在意。我并不佩服很多有名气的美国教授，因为他们做研究带学生多少有些目的性，特别是那些指导实验的课题组——导师接了很大的科研项目，借助组内研究生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些项目。尽管做好这些项目工程也很有价值与意义，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跟真正意义上做学术的方法逻辑相比还有不少距离——说直接点前者可能就是拧几个螺丝钉的事情。这种环境下，你去跟导师沟通你的兴趣点，他不一定感兴趣，他也不一定对这些方向有了解认识，所以还是得靠你自己。3.

　　中美教育逻辑的差别

　　「中国强在本科教育

　　美国胜在研究生教育」

　　研读间：简单谈谈您以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对中美教育逻辑异同的理解吧。

　　杨振宁：老实说，不少美国的大学是很不成功的。在国内有普遍的观念认为到美国留学的同学就能大有所为，这是绝对的误解。只能说国内外的大学对学生产生的影响是不同导向的，但绝不能说美国大学本科教育比清华强，不管是斯坦福还是哈佛。不过至于研究生教育，美国可能就占有些优势了。主要的原因是他们通常拥有更多的在学科前沿做得风生水起的导师。而在中国，这类学者的数量比例相对较少。

　　研读间：也就是说在杨先生看来，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还不能提供像美国顶级名校一般的高密集的学术大师资源。不过现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前沿学者交流访问，您觉得这种形式能不能满足研究生接触科学前沿的需求？

　　杨振宁：如果这种形式做得好的话当然不错，不过我想，假如一个人念物理，从北大毕业了，那他是留在北大读研究生好呢？还是去最好的美国大学读研究生好呢？我想还是后者更好。原因依旧是前面提到的：美国拥有更多的活跃在在科学研究前沿的教授学者。

　　研读间：那我们的教育逻辑又有哪些特点与不足呢？

　　杨振宁：中国的教育哲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有一个很扎实的底子——我们的学生到美国考试都比同辈的其他国家同学成绩要好。这当然也有坏处，你会养成一种思维定势，去等待老师给予你建议：这个能做，你就去做；这个不能做，你就不会去做。慢慢地你会缺乏探索的热情与勇气。

　　杨振宁：凡是堪称伟大的研究成果，很少是通过别人的指导和启发而做成的，更大可能是由研究者自己独立思考探索做出来的，靠的是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这也是做研究生最难的一点——学会如何独立思考问题。

　　4.

　　学科交叉真的就一定前途光明吗？

　　「非也非也」

　　研读间：现在课题选择有更多的可延伸方向，学科交叉现象也越来越越热门。有些同学可能会抱着功利的心态去选择学科交叉强的方向去做研究，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杨振宁：我觉得交叉学科的重要性被媒体过分夸大了。从学生的角度上来讲，不要被这句话给限制了，觉得交叉的学科方向就是前途。

　　杨振宁：在这里我可以谈一下我的经历：我拿了硕士学位后去美国，当时国内因为条件限制没有做实验的设施，因此我去了美国之后就下决心利用他们的设备和自己扎实的理论能力做好实验，但是效果并不显著，在一次次实验经历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不是做实验、搞测量的材料，我缺乏对仪器、对方案设计的敏锐直觉。但同时我没有停止理论方面的研究——我很擅长寻找理论研究的题目，当时学校的老师、同学没有任何一个搞我所涉及的四个理论研究方面的课题，而我却对这些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痴迷于这些公式和运算。

　　杨振宁：等到我研三的时候，我的同级同学都在准备毕业论文，而我却苦恼于自己因实验的失败而没有什么进展的毕业论文。不过在氢气弹之父泰勒的鼓励下：「你没必要非得懊恼自己的实验，我很看好你做过的理论研究工作，把它充实一下，我愿意接受做为毕业论文」，我经过了很久的思想斗争终于想通，转攻自己曾经做过的理论研究，最后也做出了不错的成果。实际上研究生期间我一共开展了四个理论课题的研究，而毕业论文只涉及其中的一项。但是其他三篇文章在日后研究条件成熟后，都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

　　研读间：所以杨先生想通过自己的故事给研究生们什么启发呢？

　　杨振宁：我认为作为研究生应当有这种意识，敏锐地观察到哪些课题方向有研究的潜力；再者要广泛学习拓宽知识面，方可灵活实现学科交叉。但是我更想说的是，没有我对理论研究的兴趣，没有我对那四个理论题目的独立研究，我是没办法做到后来的学术成就的。发现自己的对哪个方向有兴趣，进而培养自己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杨振宁：是不是交叉学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研究的学科是不是你所喜欢的、感兴趣的。要想某个方面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你自己本身就要对这个方向有很大的兴趣。5.

　　生活如此苟且，哪还有诗和远方

　　「学会保持你的学术志趣」

　　研读间：当下研究生面临诸多方面的压力，来自导师的、家庭的、情感的、就业的诸多问题。您对大环境下研究生的学术兴趣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有什么理解？又有哪些建议？

　　杨振宁：的确是这样，如今全世界研究生得到博士学位所需要学习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搞理论的两年三年就能拿到学位，做实验的可能需要三到四年。而现在很多博士七年八年的时间才能毕业。这种情况更甚于我国。我们的研究生比同时代的美国人、还有我那个时候的研究生都有更大的压力。

　　杨振宁：这是历史进程的必然，我没有什么好办法。但是我可以提供一个案例：北大有一个研究物理的教授，已经退休了，他从小业余兴趣就是收集邮票。当在学术进度受阻碍的时候，他为了分担压力，维持自己的兴趣，转向专门搜集跟物理相关的邮票——印着爱因斯坦、牛顿等人的邮票。就这样坚持到了七八年前，他出了一本书，记述了关于他收集这些邮票的故事。这本书也让它在量子力学诞生八十年庆祝大会上获奖，成为了他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杨振宁：学术志趣很重要，但同时你也要想办法维持自己的志趣之火不灭，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