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传承的
刘东就和陈来一块商量,参照哈佛燕京社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建制,新国学院不以教学为主,不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设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研究为主。
新的国学院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为传统;以编纂刊物、丛书,举办讲座为形式。国学院设五个教授主持讲座,分别是:陈来、刘东、刘迎胜、姚大力和李伯仲。
一直以来,刘东就对梁启超办的讲学社钦佩有加。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从欧洲访问回国之后,带着灵感和激情领导创办了讲学社,一年一个,邀请外国著名学者来华讲学。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先后来华,轰动一时,史称四大名哲。
“我们可以邀约世界上文、史、哲等领域的著名学者,围绕特定的专题,来清华进行较长时间的讲学和研究。除了专任教授,还将吸引兼任教授、客座教授、访问学者、博士后等来清华进行讲学或研究。”刘东说。
刘东坦言,实际上,即使有校方的“尚方宝剑”,陈来和他还是遭遇了一些以前“闻所未闻”的尴尬。
清华国学院的固定教授预设是五个。除了陈来、刘东以及清华大学的李伯仲教授,主持“陈寅恪讲座”的是国内著名的元史专家刘迎胜和姚大力。62岁的刘迎胜之前在南京大学任教,是中国元史学会会长;60岁的姚大力来自复旦大学。陈来和刘东就非常欣赏两位教授的学识,一心想把他们延揽到国学研究院。
谁知道,这两位教授根本无法进京。 刘东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说是劳动人事部有一个硬性的规定:55岁以上的教授不准调入北京。
“我的天哪,五六十岁正是学人文社科方面的学者出成果的大好时候。”这个“僵死”的规定让刘东气愤地大呼,制定规定的人,一定是理工科出身。
结果是,刘迎胜和姚大力两位教授只能算是客座教授。
还有一件事情也让刘东很无奈。他主编的《中国学术》也跟着他一块从北大来到了清华,成为清华国学院两本重要的院刊之一。
在《中国学术》的编辑团队里,有一个是北大出版社的主力编辑,刘东本人也非常欣赏这位编辑。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编辑拥有的是企业编制,不能换成事业编制,要过到清华这边来,基本没戏。
当年,梁启超向曹云祥校长推荐陈寅恪时,曹问:“陈先生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有没有著作?”梁又答:“没有著作。”曹再问:“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那怎么行呢?”梁再答:“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却没有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这样,陈寅恪成功入主国学研究院。
“其他都可以不重要,我们最看重的就是学者,偏偏最看重的就遭遇最多的尴尬。”刘东说。
没有学科代码的“国学”
今年三十岁的马强才,是新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个引进的博士后,而总共也只会引进五个博士后。
马强才是四川大学中国古代文论博士,之所以能够占得先机,多亏他有一个在清华大学当老师的师兄及时相告。
他在六月份的时候就知道了国学研究院的消息,“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马强才说,六月中旬之前,他又知道国学研究院要接受博士后,他赶紧提出申请。因为算是第一个提出申请,他也就第一个被面试、考核、引进。
11月1日挂牌庆典时,马强才听到76岁的清华大学历史系著名学者李学勤说,其实,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清华大学恢复重建文科以来,重建国学研究所的事情,就总是会有人提起,前前后后也得有个十几次。那个时候,清华大学的文科还非常弱,条件也不成熟。
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葛兆光,曾经是清华文科的领军人物之一。2007年,他从清华投往复旦,不少人叹息,如果葛兆光还在,一定会为新的国学院添色不少。
马强才觉得,可能那个时候,清华大学并没有那么迫切要成立国学研究院,所以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葛兆光去了复旦。2011年将是清华的百年校庆,一切也就快了起来。
上一次对国学研究院的集体记忆发生在2005年。那一年清华大学隆重纪念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
但是,很快,这个纪念就被人们拿来和中国人民大学相提并论,因为就在那一年的5月,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被称为是国内高校首个国学院。
“幸好我们人大抓住了当年难得的机遇,如果错过了,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就会步人后尘了。” 时隔四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接受《中国周刊》采访时,对于人大开风气之先的创举仍很自豪。人民大学国学院依然是目前唯一一个实行本硕六年制教育的国学院。
袁济喜口中的机遇,就是当时人大酝酿成立国学院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高度关注,根据人民大学自己的统计,光外界的各种评论和报道,他们就收集整理了好几大本。一时间,众人争说“国学院”。
不过,人大的国学院从一开始就陷于尴尬之中——教育部不认可“国学”是一门学科。直到现在,国学都没有学科代码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这几年一直在为这件事奔忙,转眼,人大国学院已经成立四年了,国学成为一个学科的事情还是没解决。
现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采取的建院模式,马强才就觉得好多了——不教学只做研究,不涉及学位发放,在当前的条件下,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清华国学研究院绝对不会搞教学。”刘东干脆旗帜鲜明地说。这段时间,他和陈来都在研究院史,他们就是想看看为什么同样是办国学院,为什么清华当年就能成功。
他们发现,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存在。
当年的清华国学院的建立是在现代大学制度尚未在清华形成的时候,按照胡适的建议,采取的是书院式为主的教学方式,严格说起来,更像是导师和学生一块在做研究。
国学文史哲不分家的特性本来就是更适合书院式的教育,再加上学生当时基本都是读着传统经典长大的人,基础好,再加上老师又厉害,清华国学研究院办得成功就不足为奇。
后来,表面上看是因为1927年王国维自杀;1928年梁启超因病离去,国学研究院因此也结束了。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之后,大学实行了分科,国学中的文史哲被分入了不同的学科,国学院看起来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现在,清华大学和人民大学等等现代的大学一样,学科分类也非常清楚。这和国学研究历来讲究的文史哲不分家有很大的冲突,国学院自然无需再走原来的老路,否则无异于堂上架屋,很难跟现行的教务沟通理顺。
基于这种考虑,陈来和刘东,就把今天的清华国学院定位为一个高级研究机构,它将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哥廷根科学研究院与哈佛燕京学社等机构那里,广泛地寻找办院的经验和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