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前校长：平均主义让中国大学千校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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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要到8月1日才关闭招生的大门，但目前的招生情况与昆山杜克大学校长刘经南的预期有差距。
这位曾在武汉大学做了5年校长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在2012年9月受聘担任中外合作办学的昆山杜克大学校长。
近日，刘经南接受中国青年报专访，他仔细分析了今年招生不理想的几个原因。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招生网站今年3月才启动，已经比较晚了，很多学生都已参加托福或GRE考试，准备出国读书。
昆山杜克大学今年只设置了3个硕士专业，分别是全球健康学、医学物理学和管理学。这些“起码超前了5～10年”的新专业能否吸引更多学生的兴趣呢？
刘经南说，今年2月，他们去国内各大985高校以及少数211高校做宣讲，尽管宣讲会“出人意料”地吸引了很多老师和同学的关注，但是刘经南坦言：“因为专业比较新，大多数同学都不太理解这些专业。”
中国优秀高校大学生对专业的理解与昆山杜克大学的专业设置初衷到底有多远的差距？对于这个问题，刘经南也无法给出答案。
国内高校的专业设置过于固化
现在很多高校设置专业是赶时髦，“什么专业热门，就设什么专业”。刘经南说，但是几年之后，这个专业就可能过剩。大学的专业应该“有适度的超前性”。
刘经南认为，应该选择5～10年以后热门紧缺的专业。“那个时候你就有5到10年的准备了”。而培养人才的水平，在同一领域就会走得比较前、比较远。这样的专业设置才能满足社会需求。
在刘经南看来，现在国内高校设置专业太细，过于职业化、专业化。最近20年来进行过3次专业大调整，使得专业面有所拓宽，原来有1000多个专业，现在减少到300多个。
另外专业设置过于固化，设置之后就不再变化了。学校的自主权不多，即使学校有自主权，很多专业设置也不被社会承认，学生难以就业。
刘经南说，西方高校的很多专业是跨学科的，这些专业的设置并不是面向职业的，而是面向问题，面向需求，面向前沿。
他认为这样的专业设置很灵活，可以随着问题和需求而变化。比如医学物理专业，现在解决医疗问题越来越需要这种专业人才。在一些西方国家，已有专门的医学物理师这个职业。这些人需要有很深厚的物理学科背景，又要有医学背景，能够使用高精尖的物理设备，去发现病人的疑难杂症。他们不是医生，但要懂医学，又要懂这个设备。但现实中的大部分医生只具备医学背景，这是不够的。
尽管昆山杜克大学的首届招生不令人满意，但是刘经南并不觉得这是坏事情。
他说：“总有人要去走这一步，如果我们还是按国内的这种招生方式，就体现不了中外合作办学的优势和新尝试。”
社会承认的是处长不是教授
刘经南从系主任成为院长，从院长成为副校长，再从副校长成为校长，他经历了中国高校行政体系的“漫长升迁”。尽管做到了这个体系的核心位置，但他意识到这种行政体系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他说，学校中心从校领导开始，从目前学校的组织架构来看，最看重的并不是一线最优秀的教授和学者。
学校的行政官员们瞄准了每个干部岗位手中所拥有的权力，这些权力能保证行政体系的有效运作，但是没人去研究大学与国家、社会发展需求是否脱节。“行政体系的存在，更多满足政府的需求，而不是学科发展，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这造成了一定的弊端：学校的老师们只要对政府负责，就可以得到更好发展。高校的管理模式是实现政府的需求。如果把政府的管理体制移植到大学来管学术，这显然很不科学。“大学本来就是比较松散的学术共同体，教授的地位也应该比别人高。”
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时，刘经南“经常比较郁闷”。他发现，每当学校要提拔一批干部，有些岗位在校内公开竞聘时，很多做学术的教师，包括一些有名的教授也来竞争这些行政职位。
这些教师的想法让刘经南很诧异。
他们说，获得这个职位后，他们就可以更好地工作。身份既是教授又是处长，到外面去办事更方便，“因为社会承认处长不承认教授，这样他们才能获得更多资源”。
刘经南说，这就是中国高校行政化的弊病，使得教授不能安心治学。
所以他后来觉得一定要打破这种体制。大学是一个学术的松散共同体，应该让教授去自主发展。“衡量学术主要靠教授，而不是行政化的体系。”
行政化体系的专业壁垒影响学科创新
过去，学校要举办一个活动，因为没有钱，需要一级一级打报告等审批，“招多少人收多少费，把这些管得细细的”。
刘经南认为这影响了学术自由，如果打破院系结构实行“教授自治”之后举办纯学术活动就比较方便，要相信教授们能在法律框架内举办好学术活动。
首先需要的是打破院系结构。
刘经南说，院系结构是以学科为背景组织的。而新的研究型大学要解决人类面临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要面向需求来设置架构体系。这种变化体现在，这段时期可能是这个专家在负责，负责人并不是通过固定的换届来更替，而是通过问题的导向发生变化。
刘经南形容这种专业变化犹如变形虫，其发展是网络化膨胀的，是非线性的。
而行政化体系下的高校专业设置是面向学科，面向专业，面向职业。这样的结果能使专业和学科形成稳定性。长期的稳定就形成壁垒，形成行政化体系的专业壁垒、院系的壁垒、学科的壁垒。它的发展是线性过程，影响了学科发展的创新。
刘经南认为，高校的资源分配不能搞“平均主义”，而应该向特色优势学科集中。
他说，中国的平均主义根深蒂固，所有院系都想获得最多的资源，互相攀比，按人均、生均，这都不太科学。由此造成的中国大学千校一面，同质化现象很严重，“显示不出特色和优势，产生同质的竞争是最惨烈的”。
昆山杜克准备走美国私立大学的运营模式
社会上关于中外合作高校的非议之一就是认为中外合作高校是借国际名校在国内圈钱，刘经南认为“这是极大的误会”。
他说，作为非营利性的大学，昆山杜克每招一个学生的培养成本是6.5万美元，学生学费是2.3万美元，还有很多学生可以拿到奖学金。
这其中的差额都是由昆山市政府和杜克大学来填补。基本比例是学校出40%，政府和杜克大学各出30%。
刘经南以西交利物浦大学和宁波诺丁汉大学两个学校为例，这两所学校学生规模有七八千人，刚过盈利点，学校略有盈余。这些盈利只能维持学校的发展，学校也不能赚学生的钱，只能拿这些钱更好地为学生服务。
不同于公立大学的运作模式，昆山杜克大学目前采用的是美国私立大学运营模式，成立基金会，并获得一些捐款。他们准备以创新的方式来运作捐赠的基金，获取可持续发展的财力支持。
这一模式在国内刚开始，因为在中国的捐赠还没有美国的成熟和普及，所以，刘经南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保证学校可持续发展。
“我们现在是不把经济压力放在第一位。”刘经南说，现阶段，昆山市政府和杜克大学都能保证学校运作。
回顾昆山杜克两年来的筹备经历，刘经南说它是“一种创新和探索，是有兴趣的，也是有激情的，是一种快乐的事业”。
他认为在武大和昆山杜克大学担任校长的压力不同：武大的压力除了来自办学模式，还与学生规模有关系；而在昆山杜克，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以及责任带来的压力”。
目前，刘经南和创业团队在临时租用的写字楼里，等待这所新大学“开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