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改变中国MBA命运

陆小娅参与组织了这次报道。最早，她是从本报记者叶研手里得到了这封信。

　　信只有两页。信中说，《中国青年报》敢于直言，我们愿意向你们提供首届中美联合培养的MBA学员回国后的命运。

　　什么叫MBA？在当时是个新名词，没几个人知道。陆小娅说：“我们还查了英文字典。”

　　张建伟说：“这就好像‘活人被处死’一样难受。”在见报的文章开始，他写道：“MBA们问：我们年纪轻轻，却无用武之地：报国无门，苦恼不堪；为培养我们，国家耗资百万，我们历尽艰辛，然而，培养与使用完全脱节——我们怀疑，国家耗费巨资办这种人才项目是为了什么？”

　　写信的人，是38名首批MBA之一。为了保护他，他的名字在报社也是少数人知道的秘密。十多年后，谜底才被揭开，他叫才让，是钢铁研究总院的藏族技术员。

　　才让的命运不错，回国后便受到重视，由科研部门调到政策研究室，负责起草单位改革方案。现在，他是中央企业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公司的二把手。

　　当时，他是仗义执言，在北京为分散在全国的同学打抱不平。才让说：“《中国青年报》记者接到信后，就在我们大院里小花园边的长凳上采访我。晚上，我带他到一个同学家采访。没有电梯，我们爬上16楼。在北京的四五个同学来了，我们用一个煤油炉煮了点汤，大家边吃边说同学们的命运。”

　　中国首批MBA的诞生背景逐渐清楚。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邓小平访美，与美国政府达成协议，协助中国培养管理人员。地点选在大连工学院内。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说：“当时还不叫MBA，它就叫管理培训中心。”

　　1984年4月，美国总统里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布，这个班，毕业生将获得纽约州立大学授予的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当年7月，招生在全国铺开。9月，440名精通外语、有3年实践经验的青年人才被选拔出来，获准应试。10月，留下40人入学。两年后，39人完成国内学业，赴美实习一学期，他们被誉为“中国经济管理黄埔一期”学员。

　　1986年，39人的出国培训经费，几乎用掉国家经委全年出国费用的一半。

　　才让说：“每一个学员都体会到期望背后的压力。朱镕基，当时是经委副主任，给我们做出国动员；我们的毕业典礼是基辛格来做讲演。”

　　陆小娅说：“当时，这些人是中国‘稀有资源’。可是付出了这么高的成本以后，为什么回国以后他们觉得无用武之地？报社总编辑徐祝庆下了很大的决心，派6个记者，做覆盖式采访：争取把这38个人全部采访到。”

　　当年31岁的郭蓝燕是6名记者之一。她回忆：“我去天津采访了学员王海涛的领导。他的领导认为，我已经很用人才了，让这位MBA给外国专家送送信，当生活翻译，兼管杂务，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而另一位MBA被塞进人浮于事的科室中当科员。毕业10个月，无所事事，只被人当了一次评职称的“砝码”。

　　在评职称的时候，那个白头发的科长说：“看他们敢不评我高级职称？我的能力还不够强吗？全厂唯一的研究生都在我的领导下！”

　　这篇报道呼吁：“政治体制不进行改革，官僚主义不会被彻底埋葬。MBA在中国的命运已提醒我们：中国人才的危机不是什么别的危机，恰恰是以人治为特征的旧政治体制危机的投影。”

　　陆小娅说：“还有一个反响，我们没有意料到。报道发出来后，我们收到好多电报，是要人的，要这批MBA。”

　　她和本报副总编辑张飚参加了国务院六部委和本报的“对话会”。张飚说：“会场争论很激烈。”

　　当时国家教委反对的意见之一是：对留学生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只能发内参，不应该公开报道，否则会增加他们回国的顾虑。

　　陆小娅记录了张飚的现场发言：第一，留学生回国的最大顾虑是原有人事制度的束缚，这篇文章剖析制度的弊端，一定要公开见报。中国对人才浪费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不大喝一声，不足以使人清醒。

　　第二，留学生有诸多信息渠道，如果我们的媒体只报喜，不报忧，恰恰不能使他们全面了解国内，从而产生怀疑。

　　当时，袁宝华劝一些部委领导：“不必纠缠枝节了，看看问题该怎么解决吧。”

　　才让说：“我们只要一个条件，让我们有流动的自由。那时候，中国没有人才自由流动制度，只要单位领导不放你，你一辈子都走不了。”

　　最后，袁宝华拍板：给予这批MBA“特殊政策”，允许他们自由流动。

　　第一代MBA就这样被“解放”了。从他们开始，更多中国人逐渐有了换工作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