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岁被诊断为小脑瘫痪 32岁成北理工博士

    “我没想到有一天，我这样的人能够坐在这里，让周围的人都另眼相看，想起来也是件好玩的事情。”32岁的北京理工大学博士张大奎自嘲。要不是每说5分钟的话就被豆大的汗珠浸湿衣衫并且大口喘着粗气，人们可能忘了，这个与人谈笑风生、幽默风趣的人，两岁时就被诊断为小脑瘫痪。
    
    坚持之后才发现没有那么难
    
    “不接受残疾学生报考。”
    
    2002年，当21岁的张大奎揣着自己的高考成绩单填报志愿时，绝望地发现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更关注自己的被确诊为“核黄疸后遗症”的诊断书。这种俗称为小脑瘫痪的疾病，几乎断了他的求学梦。因为小脑机能严重受损，运动平衡、肌肉协调等功能有较大障碍的张大奎，连学会走路都用了7年的时间。
    
    张大奎的高考发挥并不算好。因为手臂力量不足，大奎的字体本来就大于普通学生，尽管带了两条干毛巾进考场，试卷上的字迹还是被汗水浸湿而变得模糊，一场考试下来，大奎知道自己的卷面并不清晰。
    
    而那段艰难的等待，是父亲“血骨熬汤为理想”的教诲让大奎坚定起来。1980年代的农村，没有完善的康复训练机构，父亲在两棵大树之间绑上类似于双杠的竹竿让大奎练习走路，是一家人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到9岁终于学会用拐杖走路时，大奎已经不知道自己的膝盖磕破了多少次，穿坏了多少双军用胶鞋。
    
    当大奎收到黄河科技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他心中充满了感激。这分坚持，也支撑着他从专升本到考研，直到现在的博士。“其实考试的时候每次都想放弃，但是坚持过后会发现，其实也没那么难。”
    
    “我只是在幸运点到来之前没有选择放弃。”因此，当同样的境遇出现在考博前夕——没有一个导师愿意接收他，大奎还是选择相信，继续一封一封的发送邮件，希望有转机出现。
    
    当最终录取他的樊孝忠老师告诉他：“有3个学生都通过了我的考核，但考虑到你的身体情况，我担心其他的老师会不要你，所以我就把另一个学生推荐给了其他老师，把你留在我身边。”
    
    学会读书、与人交往更受益
    
    朋友的关怀也让大奎相信，比起专业知识，学会读书、与人打交道使人受益更多。这和他的老同学程勇不无关系。程勇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和大奎成为朋友，帮大奎去厕所，送大奎回家，“初中、高中的时光，我每天都坐在他的自行车后面上下学”。
    
    大奎虽然口齿并不清晰，语速也比一般人要慢些，他还是乐意结交朋友，不管是讨论课程、实验，还是聊人生理想，甚至会开导失恋的女性朋友，大奎用自己的方式赢得了不少信任。说得不利索就用笔写，大奎经常在博客里写到自己和朋友的故事，时而调侃，亦有祝福。
    
    他发现现在的人们越来越浮躁，却忘了最基本的人文素养。“人们总是急着做成绩做大事，其实我觉得真正支撑我们走得更远的恰恰是这些基础的素养。”
    
    大奎坚信一种农民的智慧，“你看，他们从不违背规律，春天播种，夏天耕作，秋天收获，冬天休息。现在的人们太着急了，已经无所忌惮了。”看着自己满屋的书籍、床上的阅读材料，大奎笑着说，“多了解别人，多了解自己，这大概是我最大的动力。”
    
    对于荣誉并“不领情”
    
    2012年被评为10名“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后，张大奎受到的关注和赞誉更多了。可说起荣誉，总是让他有些“害羞”。“其实我并没有奉献多少，反而一直在索取，感觉挺惭愧的。”大奎说自己一路走来，受到的帮助太多了，同学的一份午饭，室友上课前的等待，导师的接纳，总让他异常珍惜每一次机会。
    
    大奎之所以对于荣誉“不领情”，是明白当他受到关注、赞赏的同时，中国大地上的100多万脑瘫儿童中的绝大多数，还处于不能自理的阶段。他记得父亲的同事有一个和他同岁的女儿，不幸的是她也脑瘫。可女孩的父母因为忙于生计，就把女孩一直放在小推车里，没有让她锻炼，更没有让她读书。“那个女孩现在还是被人搬来搬去。”他惋惜地说。大奎知道，如果没有遇到明智并坚定信念的父母，如果没有遇到热心的朋友，如果没有遇到愿意接纳他的学校，如果没有遇到无条件欣赏他的老师，自己就没机会来到这里了。
    
    大奎认为自己被关注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自己读博只是个例。“等到有一天，像我这样的残疾人上大学不再是新闻了，残疾人都能够享有公平的教育资源了，社会就越来越开放了。比起当年我高考时没有公立学校愿意接收，现在有很多学校愿意要甚至破格录取，这就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他说，“我觉得最正常的状态是大家不再把你当做是一个奇怪的人来看待。”（实习生：徐晶晶 记者：樊未晨）